冷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借助NGO的民主输出，不断在世界各地制造旨在颠覆他国政权的“颜色革命”。作为西方输出民主的载体，NGO具有隐蔽性、灵活性、渗透性、跨国性等特点。促使西方NGO与政府“联姻”的是经济利益。根据社会运动理论，西方NGO主要在抗争动机、政治机遇、资源动员和抗争技巧等四个方面发挥作用，其五个发力点包括意识形态、资金支持、社会组织、舆论宣传、技巧培训。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继续在世界范围内推动“颜色革命”：20世纪90年代末，巴尔干地区发生了“推土机革命”，南联盟被肢解，米洛舍维奇政权被推翻;21世纪初，中亚三国相继发生政权更迭;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西亚北非地区又发生了“阿拉伯之春”。近年来，我国的台湾地区出现了反服贸“太阳花革命”、香港地区发生了“雨伞革命”。对于这一新情况，我们应给予高度的警惕。

从总体上看，西方发达国家输出“颜色革命”是以NGO为主要载体的，这些“颜色革命”表现为以颠覆政权为目的的社会运动。它们相互模仿与扩散，产生了“滚雪球效应”，每一波次的“颜色革命”都为后来者树立了样板，起到了示范作用、产生了模仿效应，对我国政治稳定与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对此，研究西方民主输出与操纵“颜色革命”的手法，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进而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颜色革命”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语汇，它主要是一种政权更迭，徒有“革命”的表象。革命是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目的是为了推翻旧制度、构建一个新世界。通常，革命需要使用暴力手段。但是，从冷战后实际发生的“颜色革命”来看，“革命”后的国家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动，国体、政体、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与民众的生活方式等并没有出现大的改变。其唯一结果就是政权发生了有利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益的变化。不仅如此，在“颜色革命”中，政权更迭并非通过暴力革命的形式来实现。所谓的“颜色革命”，其本质不过是“和平政变”，目的是推翻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益相左的政权，扶植对西方俯首帖耳的政治领导人。

从世界范围看，“颜色革命”都是西方国家幕后插手、推动、输出的结果，都与所谓的“民主促进”密切相关。西方学者苏珊·斯泰沃特认为，它是“指这样一种活动：(1)目的在于民主发展;(2)由外国政府、政府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做出;(3)通过公民社会组织的渠道提供。”[1]换个角度看，“颜色革命”是西方国家借助NGO推销“民主化”的结果。

西方民主输出代表了垄断资本集团的战略需求和根本利益，是垄断资本向全球进行扩张的霸权主义的具体体现，有利于巩固既有的世界中心一边缘结构，强化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在资本全球扩张过程中，西方国家逐渐建立起世界体系的中心一边缘结构，并不断强化用以维系这种结构的秩序：资本大国集团位于世界体系的中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世界的边缘。中心国为世界的运转制定规则，对边缘国进行盘剥与压榨，并向其释放风险、使其承担世界发展的代价。而边缘国则陷入经济贫困化与政治边缘化的境地。维系中心一边缘结构的就是不公正、不合理的秩序。

历史上，对于不服从中心国家制度安排的边缘国家，中心国家一向不惜推行炮舰政策。它们依靠在工业化进程中打造的先进武器，攻城略地，以暴力对其进行殖民统治。在此过程中，军事扩张始终是与文化扩张相伴相随的，即表现为“一手拿枪、一手拿《圣经》”，文化始终是西方国家用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张的另一种重要工具。它们的目的就是将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模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给边缘国家。

在总结年以来民主化“第三波”的主要原因时，美国学者亨廷顿列出了前两波没有的新因素：外部行动者政策的变化，即美国在其他国家推行人权与民主政策。“在第三波中不乏暴力行为，但总体上是极为有限的。”[2]冷战结束后，资本扩张的脚步没有停歇，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依然继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继续输出民主，以服务于它们的战略利益。它们对外输出民主的目的是：以“和平”方式来影响、改变其他国家、地区的政治生态。为此，西方国家不惜制造思想混乱与社会动荡，直接或间接打压不服从垄断资本意志的对手。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民主输出的活动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推动所谓的“威权国家”实现“民主转型”，即实现从非民主国家向民主国家的过渡，这意味着国家政权性质的变化;二是推动政权性质已经发生变化的“混合政权”进行“民主巩固”，通常是借助民主选举的机会，扶植反对派领导人上台。无论是“民主转型”，还是“民主巩固”，西方国家都通过NGO的跨国行动来进行民主推销，掀起“颜色革命”的一次次地缘政治风暴。西方NGO在推行民主理想和价值观的背后是超级大国在世界重要战略区域打压战略对手、扶植亲西方政权的行动。

西方NGO将西方民主作为普世价值加以输出。例如，自由之家评价民主的标准是：“存在着一个竞争的、多党政治制度;全体成年公民享有普遍的选举权;竞争性选举实行秘密投票;主要政党通过媒体和竞选方式有权公开接近选民。”西方国家将“民主”的内涵狭义地理解为“选举”，这是非常偏狭的。我国学者杨光斌认为，从西方发达国家历史来看，民主发展历程是要经过一定顺序性阶段的，即立宪民主或法治民主、分权民主和选举民主。前两个为“基础性民主”，最后一个为“上层性民主”，先有基础性民主，后有上层性民主。但西方国家“对外推广的总是一套没有‘基础’的‘上层性民主’，即‘反向的民主’，结果许多国家因此陷于泥淖而难以自拔。”[4]在西方国家眼中，民主就等同于选举民主。它们不顾别国实际，借助选举之机，扶植有利于自己的势力上台，以便于资本的自由流动，而从来不关心民主是否具有有效性。

西方国家的NGO致力于输出“颜色革命”并非肇始于冷战的结束。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国家兴起新公共管理革命，在全球推行完全私有化、市场化与非管制化的新自由主义。与此相应，发达国家开始世界范围内开展“民主援助”，帮助非民主国家成为民主国家或帮助已经开始民主转型的国家巩固民主制度。NGO的作用从间接转化为直接、从边缘开始走向核心。

年，美国国务院提出“推进民主”法案，其目的是：促使苏联和东欧更加开放、走向民主。美国政府拨巨资，责成美国民主基金会、亚洲基金会和欧亚基金会等部门开发项目，让国际NGO发挥更大的作用。该法案提出推进民主的5个方面，“训练领导人;进行教育;加强民主的机制和组织;通过各种途径传播思想和信息;开展美国同其他各国的个人和机构之间的联系”。[5]此外，欧洲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也加大了对外民主援助的力度。其实，所谓“民主援助”，就是“民主输出”，有时甚至是枪口下的强力输出。

冷战结束后，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国家越发倾向于使用民主输出、操纵“颜色革命”的手法，以实现其战略目的。一方面，这是因为当今世界信息的高度透明，西方通过暗杀政治领导人等方式赤裸裸地暴力手段干预别国政权变化会受到国际道义的谴责，不具备可行性;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发达并占据信息传播高地，对其他国家输出价值观念更具有优势，推行“颜色革命”相对于军事打击成本更加低廉，可以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因此，NGO在民主输出中的作用更加凸显。

冷战的结束使经济全球化提速，以自由为天性的市场经济迅猛发展，新的中产阶级规模壮大，NGO组织数量激增，并逐渐形成跨国网络。作为公民社会的核心，“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和向决策者提供技术专家而塑造国家政策;它们培养公民参与和公民教育;它们向那些想参与公民生活的年轻人提供领袖素质训练机会。”[3]NGO之所以适合成为西方国家民主输出的主要工具，是因为以下原因：

第一，隐蔽性。冷战的结束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步入低潮，国际舞台上意识形态对抗不再占据主流，人们开始以包容的心态接受多元思想与多元文化，甚至出现“意识形态终结”的论调。NGO具有公益性，本身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进行民主价值观输出更加具有隐蔽性，可以避免赤裸裸干涉所面对的国际舆论压力。通常，NGO给人的印象是超脱于政府的主导与控制之外，更加具有公信力。

第二，渗透I生。NGO的形成基于公民自愿，具有草根性和亲民性，往往在帮助公众解决具体、实际问题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其价值观传播具有“润物细无声”的特点，较容易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相比之下，NGO比政府更接地气、更能赢得人心。

第三，灵活性。作为第三部门可以同时解决政府失灵与市场失力的问题，NGO拥有广泛的资源与专门的技能，长期专注特定领域，灵活创新能力较强。相对于政府僵化的官僚组织而言，NGO在民主输出的过程中方式、手段灵活，将价值观悄然附着于正义、慈善事业的促进活动之上，也可以让背后支持的政府获得有弹性的回旋空间。

第四，跨国性。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上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和人员交往日益频繁，NGO的跨国行动十分便捷。国际NGO通常具有庞大的全球行动网络，具备强大的议题设置能力、倡议能力以及资源动员能力，使社会怨恨与不满得到充分的表达与宣泄。

目前，NGO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外交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国际关系参与者的多样化”“国内和国际问题彼此相通”“国内民意能够影响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6]国际NGO作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行为体，通过跨国活动，可以彰显西方国家的“软实力”、推动公众外交，对别国公众的“心灵与大脑”产生影响，进而间接影响他国政府的内外决策。

西方国家充分认识到NGO的优势，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并不是国外政府直接干预的结果，也不是武装叛乱或精英驱动的自我改革的结果，而是NGO组织参与大众给暴力示威或其他公民抗命行动的结果，如罢工、抵制、抗税、占领公共空间等不合作行为。西方国家通过NGO来改变他国政治生态、挑起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这可以使发展中国家政府失去存在的合法性、进而实现政权更迭，不失为一条最有效率的路径。

一场成功的非暴力革命需要漫长的准备。在这个过程中，一国的政治生态会因为西方NGO的渗透而悄然发生改变。NGO与政府不同，具有很明显的专业性，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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