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方面，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拓展供给空间

　　开放也是结构性改革，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提升自己发展自己。一个地区开放不开放，要看有没有大通道，有没有大通关，有没有大平台，这三个方面是开放的重要标志。这几年，重庆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形成了航空、铁路、内河港三个交通枢纽、三个国家开放口岸、三个保税监管区“三个三合一”的开放要件，内陆开放高地加快成型。下一步，要在开放的高度、广度、深度上做文章，努力将重庆的供给空间从内陆一隅拓展到全球。

　　高度，主要体现为功能要件的升级。这方面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复制推广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顺应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拓展的新趋势，更好地适应WTO规则升级到FTA的新要求。另一个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它跟自贸协定内容交叉相融，涉及的航空、物流、金融、通信四个主要合作领域都是服务贸易。我们以前的“三个三合一”，是以货物贸易为主体，今后要以自由贸易为主体，形成新的服务贸易特征，这就是高度。

　　广度，主要体现为开放区域的拓展。广东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个海关机构，占了中国的一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东当时的开放程度。重庆有近20个海关机构，主要集中在都市区。十多年前，重庆海关机构就主城有2、3个，后来新增的也大都在主城。今后，渝西、渝东南、渝东北地区都要设一定数量的海关、商检机构，设一定数量的保税区、保税仓库、保税工厂等，把开放体系覆盖到整个市域。

　　深度，主要体现为以工商企业需求为动力改善口岸服务。一方面要在遵守相关规范的前提下，以特殊监管区为平台，通过项目发展促进政策创新，培育开放新业态；另一方面要提高效率，帮助工商企业便捷通关，增强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企业需要什么，就应改进什么。比如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能为对外贸易提供便利化、一站式综合服务，我们就应该加快推进。又如类似保税区“1+10”政策等举措，还可以不断创新，用以更好支持外贸转型升级，在巩固扩大一般贸易、拓展提升加工贸易的基础上，逐步将转口贸易、总部贸易的比重提高到25%左右。

　　这方面，我们已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不小进展，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在航空领域的合作，就很能说明问题。今后5年，我们希望形成“1+5”的格局。“1”就是现在的机场，我们已经和首都机场谈好，民航总局也批准了，把江北国际机场这个上百亿资产的公司，由重庆国资系统向首都机场收购，使重庆机场变为市国资委管理。今后，我们和新加坡谈航空合作，就不用三方来讨论，效率会更高。“5”就是五个目标：一是旅客吞吐量6、7年后翻番，从万变成万，到年希望超过万；二是货运量从现在的30多万吨，到年变成万吨；三是开通条国际航线，去年我们有53条国际航线，以后每年涨10条；四是有一两家基地航空公司，每天-架飞机在这里过夜；五是把70多万方的航站楼经营好，原来有20多万方，T3航站楼今年竣工，明年投入运行，会增加50万方。这些目标，能够极大地增强对新方乃至全球企业的吸引力，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就拿国际航线来讲，国家支持以重庆为运营中心开放第五航权，可以在“一带一路”60多个国家上百个大城市中，任选14个作为航线的起点终点，在欧洲和北美各选5个，然后在世界各地选9个城市货运航线，一共33条，加上现在的国际航线，届时将近90条；常规的货运航线，可再搞10多条。多一条航线，会带来几个亿的利润和税收，产生十几亿经济规模，条航线就会新增好几百亿的经济总量。有了这些航空条件，中新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就会做得风生水起。进一步，欧洲货物经渝新欧铁路到重庆，再通过航空运至新加坡等东南亚城市，会形成以重庆为运营中心、辐射我国内陆、连通欧亚的“1万多公里铁路+4小时空运半径”的铁空联运国际贸易辐射圈。

　　第六方面，注重市场导向，强化创新驱动

　　在增加新供给方面，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来进行回应。”以科技创新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通过技术改造来更新换代产品，又要通过革命性技术创造出新市场。即使这些新产品、新需求，在老百姓现在的观念里还没有，但有企业家或技术拥有者，能作前瞻性判断，预测到这种潜在需求，并进行规模化生产，就会带出巨大的市场空间。对这类创新活动，政府要倾情倾力予以支持。去年，我们落实中央8号文件精神，出台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关行动计划。今年5月，中央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我们将在8月召开全委会专门部署这件事。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当前，这项工作要突出抓好三个方面。

　　第一，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企业是研发的主体，重庆尤其如此。重庆本科院校20来个，还有40多个专科院校，高等教育资源不算缺乏，但教育科研水平还需大力提升，大专院校对生产力的贡献不足。我们国家级的科研院所也比较少，尽管成立了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研究院这样的机构，但才刚刚起步，每年从国家部委拿到的研发经费，基本上是四川、陕西的零头。“十二五”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绝大部分指标都完成了，但RD支出占比没完成，设定2%的目标，结果只有1.5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重庆短板中的短板，怎样才能把这个短板补上去？主要应靠企业来完成。争取到年，全市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的研发人员聚在企业、90%的科研投入来源于企业、90%的专利生产于企业，这样，在科技投入方面，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形成9：1的格局。

　　第二，抓好孵化器等创新平台建设。一个城市，真正的创新平台不在于大批量、排浪式地去搞几百个、几千个。对重庆来说，只要有几十个货真价实的开发平台，一个平台带出上百个企业，几十个平台就能带出几千个企业。如果搞平台贪大求多，最终可能很多是空头平台，变成了形象工程。好的创新平台有六个标准：一是项目甄别。要把好准入环节，聚焦专业领域、分门别类，比如搞机器人的平台，不能捡到篮里都是菜，更不能把生物医药之类的东西放进去。二是培训指导。任何专家、学者、创业者都不是天生的企业家，可能有一技之长或者一些资本，创业就需要培训，这样成功率可从10%提高到30%。三是服务平台。一些实验室、专用设备或专业设施，应该由孵化器来提供，公共使用，这样可以避免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增加不必要的投入，变得“小而全”、“大而全”。四是股权投资。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要有种子基金、天使基金、风投基金、引导基金等多层次资本投入体系来覆盖和保障。五是收购转化。创新成果出来以后，应该有不同的转化出口通道，比如上市、被大集团收购，或者与其他企业合资合作，还可以把成果拿到市场上拍卖，总之通过一系列措施将成果转为生产力。六是资源集聚。孵化器应成为行业信息传递、各种知识交流的窗口，成为汇集某一领域创新人才的前沿阵地，体现出一种集聚力。具备这六个标准的孵化器，如果我们认真搞，专心致志地搞，沉心静气地搞，今后几年有40—50个搞成功了，产生出重要创新基地功能，将是了不起的事，必将对重庆西部创新中心建设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三，通过开放式创新引入和用好外部创新资源。重庆搞创新，跟北京、上海不一样，靠自我积累显然不适应发展的需求。重庆本土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有研发能力的龙头企业都很少。那种只搞研发投入和专利销售、不搞生产线和货物贸易的研发型企业更是少之又少，仅有的几家还都是引进的。这种情况下，只有靠开放式创新，通过产业链整合、收购兼并或总部集聚，把外部创新资源引到重庆来。最近，我们引进了ARM公司入驻渝北仙桃数据谷。这个公司设计全球90%以上的智能手机芯片，形成了研发体系的总架构，成百上千的设计公司都围绕这个架构进行设计，芯片制造厂再根据这些设计去造片。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研发龙头，还带动大批企业一起搞研发。其他领域，我们也在通过这种方式努力引进，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总之，“十三五”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创新这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安装上去，推动重庆经济提升到更高境界。

　　第七方面，减负降本增效，提升重庆企业竞争力

　　这些年，我们从服务实体经济出发，致力于打造低要素成本、低物流成本、低土地物业成本、低融资成本、低税费成本的“五低”环境，综合物流成本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个百分点，社会融资成本比全国低1个百分点，其他成本也比较低，增强了对社会资本、外来投资的吸引力。当前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书记强调要大刀阔斧降低成本，使优质企业增强竞争力，并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税费成本、“五险一金”成本、财务成本、电力价格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结合重庆实际，进一步落实好国家降成本的政策措施，打造“五低环境”的升级版。去年下半年，我们酝酿实施了一个“涉企30条”。到四季度，根据中央降成本的最新指示，又补充了一些有力度的措施。今年全年，预计为各类企业减负亿左右。这亿不是把过去几年已经降下来的成本重复算一遍，以前降的就降了，是在原有基础上再降亿，并成为常态。

　　第一，为企业减税亿。我们落实西部大开发政策，年年都在讲减税，今年拓展这亿的降税空间，要靠首先，不折不扣贯彻执行落实好国家“营改增”政策措施，全年能为各类企业减税亿元。还有，进一步加大这么一改以后，工业主要还是增值税，但服务业税负就大幅下来了。另外还有资源税从价计征、调整消费税、出口退税、战略性新兴产业税费减免等政策实施力度，等方面，可为企业减税30亿元左右目前都在有序推进。

　　第二，企业“五险一金”的成本，要减亿。“五险一金”中，养老金企业交20%、个人交8%，加在一起28%；医保企业交10%、个人交2%，加在一起就是12%；再就是公积金企业交7%、个人交7%，就是14%。然后再加上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几个小的百分点，总费率超过%，企业负担占到近40%，个人也要交%左右。这样，不仅增加企业运营成本，还影响老百姓即期消费。新加坡各种险金统统加起来35%，企业就占交15%，个人交20%。可见，我国企业这一块的负担确实挺重。

　　重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一方面是动费率，把企业养老金缴费比例降了1个百分点，医保缴费比例降了0.5个百分点，失业金缴费比例降了1个百分点，公积金缴费比例降了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把企业最低缴费基数调下来。费基是和社会平均工资绑在一起的，这对工商企业不尽极不合理。重庆工业企业参保职工多万多万人，服务业也多万人，平均工资算下来，一个月就是多块。但如果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50多万60多万人算进来，甚至把金融系统较高收入的10万多人算进来，这样一平均，基数就搞得比较高，企业就难以承受。有一阵子，许多沿海到重庆落户的企业反映，重庆的养老保险缴费比深圳、广东高，乍一听来不合常识。我们后来核实，深圳本地人多万，外地打工人群多万，这多万收入较低的人群进入基数一平均，深圳整体的缴费基数就较低。而在重庆，情形正好反过来。为此，我们作了调整，不把金融机构、事业单位、党政机关与企业职工工资混在一起，不搞“被平均”。这样，职工月平工资就降了一千多块，企业为每个员工缴的“五险一金”就可以少支出好几百块。这样从费率、费基两头发力，就减下亿左右。

　　第三，天然气、电力成本降下来50亿。天然气方面，利用重庆是天然气主产地、页岩气增长快的优势，争取国家部委支持，下调非居民用天然气的销售价格，平均每立方米降5毛多，20多亿方非居民用气就可省十几个亿。降电费稍微复杂点。我国电费比世界许多国家都贵，贵在哪里呢？一是发电端产能过剩。一年天多个小时，正常情况下，发电装机复合利用率应该是多小时，我国的发电装机一般只开个小时左右，有些时段或地区甚至只有小时，其利用率只有实际能力的60%左右。这些闲置的发电能力，意味着有两三万亿元的装机投入浪费掉了，算折旧时，都摊在电费里。所以，搞得上网价将近4毛，用电的人嫌贵，发电企业其实也没有赚多少钱。二是电网公司过网费偏高。我们的过网费要收2毛多，而其他国家一般也就1毛多。4毛加2毛几，再加上政府收的规费，就超过7毛了。三是存在容量费等一些不合理收费。老百姓生活用电是阶梯电价，用得越多、价格越高。企业却倒过来，你今年0万度的用电计划，如果最后只用了万度，没用的那万度电，每度也要交两三毛钱，算是给变压器等装备闲置浪费的补偿。长安集团生产线检修，停了一段时间，用电量少了，付的电费反而重了，原因是收容量费，使每度电的电费高达1块多。对此，我们一头放开售电环节市场竞争，另一头转变容量费收取方式。这样，去年降了8亿，今年会降20亿，明年大体降40亿，降成本的效果就出来了。

　　其他方面，企业反映的融资难、融资贵，我们拓展了直接融资渠道，包括基金、银行间市场、中票等，再加上“长债换短债”、应急转贷等新措施，专门帮那些有前景、有市场、有回款的企业度过暂时的困难。这些加起来，可以降低企业财务成本60亿。控债务降成本方面，通过压减债务总量、财政置换债等综合性措施，把平台公司原来近10%的高利息债务下降到5%左右，每年能够节省利息亿。还有物流成本方面，我们一方面把工业园区、物流园区、枢纽港之间的互联互通搞好，另一方面推进铁公水空多式联运，总共降80亿应该没问题。总之，各项措施一起发力，把降成本亿落到实处。

　　第八，严格准入和监管，去杠杆防风险

　　风险管控是发展的前提条件，宁可稳妥、不可冒进。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主要表现为工商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过重、房地产领域库存过大、金融机构杠杆过高、社会非法集资等方面，防范以高杠杆、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金融风险是重中之重。要坚持问题导向，树立底线思维，把去杠杆与防风险紧密结合起来，把各类金融风险化解在源头，确保经济稳健运行。

　　第一，对P2P一类的互联网金融严格管制，不盲目跟风。P2P最初发源于英国，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二十多年时间才搞了不到10家。我国短短三年时间就搞了多家，其中有不少披着互联网金融的外衣搞非法集资，现在有大概1/3出现了经营困难或失联“跑路”，涉及数千亿资金、数百万投资者。这方面，重庆一直很审慎，年市政府为了防风险，严格管制P2P注册登记，至今没有一家P2P公司登记注册。我们虽然控制住了源头，但外地P2P公司通过网络的穿透，也使得我们一些市民上当，防不胜防。有些地方的P2P公司知道重庆不让注册，就想方设法跟重庆的企业谈合作，有的企业糊里糊涂就被卷进去了。这类问题破坏性和牵扯面很大，即使一个P2P公司只有几千万坏账，按一个老百姓平均投入10万元计算，就会波及几百个家庭，比一般银行坏账、企业坏账的影响都更大。

　　第二，对涉及金融业、公共服务业、危及百姓安全等涉众风险范畴的企业，不搞“先照后证”，而是加强监管，一律“先证后照”。金融具有穿透性、集聚性，不能由着企业到工商局直接办理执照，而是一律由“一行三会”或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审理许可，再到工商局登记。事中事后的监管，也要按照“谁家孩子谁家抱”的原则，由许可单位跟踪管理。

　　第三，对有涉众风险的企业活动，要在工商登记时就开列“负面清单”。给企业发执照的当天，就要明确告知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一旦违反，就是触犯法律。有涉众风险的行业特别是金融行业，都要有“负面清单”，才能明确责任，才能真正实现事中、事后监管，否则你监管什么？当然，负面清单的内容也不能搞得太复杂了，就应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简便实用，一看就懂，易于操作。比如网约车，现在各方面意见都有，莫衷一是。说实话，网约车用起来确实方便。对政府来讲，这个行业跟出租车一样，带有公共服务的性质，关系到老百姓用车安全和用车环境，还涉及整个行业群体同等国民待遇的问题，因而，必须设立准入门槛和负面清单。其一，全世界出租车行业都遵循法人属地化的原则，纽约的车不允许到洛杉矶去拉客，这一点，网约车也要遵守。你在北京、上海、深圳注册一个网络公司总部，也不在各地设分公司，就通过互联网召集全国几百个城市数百万辆私家车参与网约服务。这样搞，一旦出了事故，公司总部的管理补救肯定鞭长莫及。其次，对网约车的司机也要有资格要求，不能没有安全记录、健康保障、用工合同等，就凭网上一张照片和一些简单资料，就把私家车主变为公司职工，数百万辆私家车变成网约车公司。其三，网约车跟出租车一样，每辆车也应该要有经营牌照，车辆的质量、安全符合相关要求。其四，网约车运营体系也应照章纳税，否则就是不公平竞争。其五，万一出事，要有协议、保障、责任的查核机制。这五个方面，都需要用“负面清单”来进行规范。

　　第四，对非法金融活动，要严厉打击。为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风险，我们加强了对小贷、担保、要素市场、投融资咨询类机构的监管，严防高息揽储、非法集资、高利贷等违法违规行为。针对传销式的乱集资等违法金融活动，我们以人民战争的思路群防群治，依托城乡管理的网格化，通过街道、居委会、生活小区、家庭四级联动，铲除非法金融活动的土壤。构建宣传教育、发现预防、打击处置和机制建设“四位一体”的防治工作体系，坚决打早、打小、打苗头，绝不允许坐大惹事，以至于酿成祸患。我们还设立专门资金，对群众举报查实的，最高一次性奖励10万，这样就可以避免事后动辄几千万甚至几亿、几十亿的损失。这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已体现在国家部委有关文件的管理条款中。

　　第五，对金融跨界风险，要严防严控。近年来，金融各系统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创造出新的盈利空间，纷纷推出种类繁多的衍生产品和跨界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金融市场分割，提高了融通效率。但由于竞争的需要，于是就有一些金融机构，心思不放在本业上，准入和监管稍有不慎，就钻监管的空子，搞出许多资管产品、通道业务。这些金融产品，比如万能险、夹层基金等，在“一行三会”各自的监管范围内，表面看都是合规的，但一旦跨界从事收购、兼并、投资等活动，利率就层层叠加，杠杆越升越高，一旦某个环节资金链断裂，很容易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就拿万能险来说，它预设的利息高出一般保险一倍，投险者如果没出事，连本带息收回资金；万一出了事，还可以保险理赔，所以很容易推销出去。在国外，万能险一般不允许超过保险公司保费额的15%，但现在国内一些保险公司保费的70-80%是万能险。这样不加节制的发展，很容易惹出事端。万能险的收益，表面看是保费，实际上是高息债务。保险公司要兑付，要么投资收益高的非标资产，要么配资股票举牌上市公司，潜在收益确实大，但风险也会很大。如果保险公司把这一实质上的债权作为资本金搞“存一贷二”向银行配资，再用于股权投资，形式上杠杆比1：3左右，实际上超过20-30倍，几乎全是债务，全是杠杆。这几个环节单个看，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几个环节杠杆不断叠加，风险就越来越大。对此，分业监管体制也容易出现监管真空。这些年，频繁地出现国内保险资金举牌上市公司，甚至争夺控股权的情况，说到底就是通过万能险加杠杆实现的，其风险随时都可能拉爆，务必引起高度警惕。

　　除了上面所说的几个问题，还要注意解决一些产业集团“脱实就虚”、盲目拓展金融业务的问题，民间准金融机构五花八门、鱼龙混杂的问题，等等。总之，对这些具有穿透性、叠加性、综合性的行业，政府相关部门必须格外留意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及时监管到位。只有这样，杠杆、泡沫、风险才会降到最低。

　　总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当下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因素太多了，留给我们打“攻坚战”的时间窗口并不多，必须咬定目标、只争朝夕。调结构、转方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既要进行制度性变革，还要确保经济增长以及市场预期的稳定性。打赢这场“持久战”，是一个智力密集型工程。我们要从过去那种习惯于宽松政策、排浪式抓“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更深层次、长周期地分析和处理问题，精准地、差别化地制定政策措施，切实矫正资源错配、市场扭曲的格局，努力培育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提档升级、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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